麒麟冠能长多大（麒麟掌和麒麟冠的区别）

从国际上来说，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大致上75比25，有的国家稍微高一点，有的国家稍微低一点。

但中国外部环境可能恶化：美国次债危机进一步扩大、美国经济增速度下降、欧洲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和石油及其他商品价格继续上涨等等。正确的政策反应应该是采取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而升值应该是货币政策的副产品，让汇率升值是为了使货币政策发挥作用(但贸易逆差可能会恶化)。

换言之，在国际收支顺差情况下，不升值、或升值不够往往会导致通货膨胀恶化。更何况，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率已经明显超过了年初的控制目标，且有进一步上升的危险。至少在目前，为在资产市场获得资本利得而流入的外资量可能不会很大，利差也仍然不会吸引大量外资进入。此外，成本推起的通货膨胀并不会因生产过剩而受到抑制。如果这种利差进一步减少，升值的预期进一步增加，套汇套利资金的流入确实有可能急剧增加。

现在我们的QDII全部是大幅度亏本，散户难道就更高明。"国内外学者运用价格度量和流量度量所作的规范研究都发现中国的资本管制还是有相当效率的，既然依然有效，我们就不要轻易放弃因此，如果仅仅通过对收入的再分配来缩小差距，那么，它会导致效率低下，因为人们就会没有激励投资自身的教育。

实现公平的目标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其中直接的、显而易见的方法往往都是成本较高的方法，而且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但无论是理论，还是各国的经验都表明，通过改革、通过提高效率，往往会产生成本较低的方法，达到公平的目的，而且有时甚至是可以达到既提高效率又改善公平的结果。不过，在我看来，具体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如何落实改革开放就不那么容易了。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些都应该使我们有危机感。

原因是空前的繁荣——GDP增长连续多年超过10％，今年超过11％，企业的利润大幅度上升，仅国有企业今年可能就有近万亿元的利润，财政增收可能达到 1.2万亿元，上市公司市值更不用说。从全球范围看，我们仍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仍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收入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大约2000美元，是一个成就，但离全国小康还有很大距离。

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有很多原因，经济学家发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程度的不同。相反，如果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提高所有人的教育水平，这样既可以达到机会的公平，又可以提高效率，还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虽然人们现在大都接受市场的效率优势和对发展的作用，但同时，人们似乎也都在接受这样一个命题，就是效率和公平之间总是存在着得失替代（tradeoff），由此得出关注公平就要牺牲效率的结论是理所当然的。毕竟，立法动机是为了提高劳动者收益，如果牺牲一点发展换来劳动者利益的提高，也许是值得的。

所以，改革开放不仅是发展之路，而且当我们关注公平的时候，也应该用改革的思路来思考问题。目前或许是我们推动经济改革的一个困难时期。他们的第二个发现，是关于劳动者自身利益的。不错，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之间有对立的替代关系的一面，但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互补的。

世界银行最新的有关购买力评价的国际比较研究即将发布，有可能将中国的按购买力平价的人均GDP，在原来估计的基础上缩减40％——当然，这仍然远高于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人均GDP。而干预较小的邦，发展则比较快。

我认为，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危机感能够催生改革。改革的精髓是很简单的，在我个人看来就是11个字——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也就是要给个人、企业更多的活动空间，让市场运作起来。

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因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互相替代的关系。下面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今天的繁荣是好事，但如果我们盲目乐观，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没有危机感，就会对改革造成一种由我们自己造成的阻力。空前繁荣还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大。比如，中国的财政收入已达到空前的水平，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的财力。第一个观察，目前或许是我们推动经济改革的一个困难时期。

50年前，这可能还只是理论上的争论，因为那时不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效率上谁胜谁负还未定，即使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在经济中的制高点作用还争论不休，高税收、严管制、国有制也曾被认为是市场经济中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部门利益也是造成推动改革困难重重的一个原因。

一是对劳动力市场干预较大的邦，制造业的发展在此后比较慢。从卫生改革、金融改革、价格改革，到电信行业重组，我们都可以看到部门利益的冲突。

这就是为什么自1991年来，印度在经济改革中放松了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不仅要注重效率和发展，还要关注公平。

这个研究说明，即使动机是好的——想提高劳动者收入，但如果使用了不恰当的方法，结果是既牺牲了效率，也没有带来公平。最近的例子是三年前，银行业面临着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开放所带来的危机感，所以，促成了中国银行业的深刻改革，才有了今天的繁荣。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的时期，有一些新的问题，在此，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两个观察。最近，英国经济学家贝斯利和伯格斯研究了印度1947年《劳资关系法》出台后对经济的影响，这一法律对解雇做了严格规定。

因此，我们认为下一届政府需要认真考虑，是否能够设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从事改革方案的设计和组织协调工作。既然改革是有利于推动效率和发展，改革与公平就是对立的，发展与公平也是对立的。

第二个例子，对劳动者保护的问题。有趣的是，对劳动力市场干预较大的邦，恰好是过去制造业曾经较为发展的地区，因为那里的工会势力较大，所以，在联邦的法律上又加了一层，而几十年后，他们制造业的发展反而滞后于过去落后的地区。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只有危机才能催生改革。事情可能不必这么极端。

世界各国的历史，包括中国自己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都表明，这是惟一使经济发展、效率提高的道路。这就产生了一种认识，以为改革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与公平是对立的。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仅仅初步建立，与一个基于法治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大距离。进入 钱颖一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体制改革 。

我的理解是，中央在继续改革这个问题上决心极其明确，改革开放不能停步，不能倒退，而且要前进，因为不进则退。这也是由于新时期的新变化而产生的。

当然，是否恢复体改委另当别论，这里的关键是为了推进改革，应该在政府层面做一些制度上的安排，以减少改革的成本。过去的体改委、体改办在某种程度上曾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但在上一届政府中，体改办并入了发改委。

但每项改革都需要各部门间的利益协调，而这种协调的难度，如今无疑是增大了。30年前，当邓小平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时，就是那一代领导人的强烈危机感，一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开启了中国的全面改革。